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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属于“第一次”的经历，又以大学时代最为令人难忘。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不仅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区的不同家庭，而且同学之间年龄相差悬殊，加上刚刚从“炼狱”中出来，还处在“改革开放”将开未开之际，所以我们的经历也就显得格外不同。一转眼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虽然许多记忆变得模糊，但也仍有不少场景记忆犹新，所以我在这里写下刚进大学时的那些“第一次”。
1978年8月底，我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此前，报考大学要办准考证，我在县城拍了第一张个人照，是张证件照。入学后办学生证、借书证都用的是这张照片。借书证填满换证时，我取了下来，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带有钢印的一吋照。在此之前，我只有一张小时候的家庭合照，与我父亲、三叔以及堂兄弟姐妹一起。1976年高中毕业时，也拍过合照，因为要交一元钱，我没要，多年后在同学家的相框里看到，我才想起有这回事（我们的中学毕业证是用一张奖状纸代替的，上面题“毕业证书”四字，不贴个人照片）。
展开剩余98%在大学里，第一次学会了拍照，最先用的是120相机，租的，与同乡同学郊游时拍过不少胶卷。为省钱，第一次学会晒照片，在关了灯的房间里，将洁白的相纸浸泡入加了显影液的水中，看着影像从无到有，慢慢显现，莫名地兴奋。
从诸暨到杭州上学，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家离诸暨火车站有四十华里，天气闷热、气压很低的时候，会隐隐传来汽笛声，但我从来没在轨道边见过火车，只听说火车开过时会“吸”人，让人有些害怕。记得读五七高中时，老师说到溪东村有一个以前的大学生，写过一本小说，开头就是：“飞黄腾达，飞黄腾达，列车向着北方飞驰……”这小说被造反派搜了出来，定性为反动小说，给烧掉了。但我觉得这人真有想像力，这几句话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今我也坐上了北上的火车，说不定就是“飞黄腾达”的开端？——那时，我想。
这样，我第一次到达省城杭州，第一次走进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大门。这门不是直接面对大路，而是斜着藏着的，有些隐蔽。门口墙头藤萝正绿。有一块木板做的牌子，竖挂着，白底，黑色宋体字，旁边是一道铁门，半开着。进了铁门，却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只有三栋三层楼的房子，其中两栋成直角相连，另有两栋平房，一栋是开会的礼堂，一栋为大教室、阅览室和食堂连着。原来，这是学校的一个“分部”，小而简陋，却又独立自在。杭大在校区北面还有生物系、政治系两个分部。我们中文系处在中间，原来是总工会的地盘，我们毕业后不久，又还给了总工会。在那特殊的十年之中，单位经常变脸，你占我、我占他，像是插旗、拔旗那么简单而频繁，所以见怪不怪。
左起：张玲燕、孟丽珍、金红、虞卓娅、林菊芬。
中文系南边隔一道墙是海洋研究所，这研究所对于我们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他们经常放露天电影，可以免费观看，我第一次去时还觉得有些惴惴不安，后来就像逛自家前院那样自然；二是他们所长的女儿是中文系79级的学妹，后来成了我们年级任平兄的媳妇。
从西北角翻过围墙就是杭师院，也就是80年之后马云读书的学校。某日，我们班男生翻墙到他们的大操场踢足球，奇怪的是校园里看不到人影，我们大摇大摆地占了球场。这是我第一次踢足球。虽然我跑得比任何人都快，跑的距离也比别人长，却总是踢不到球，他们也不肯传球给我。边路同学传中时，我高高地跳了起来，跃起的同时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想像头往前一顶，球飞入球门，睁开眼才知道球根本不来碰我的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算了，第一次明白，篮球场上才是我说了算。
踢完球，一伙人到了文二街喝鲜啤，冰过的，我第一次尝出了啤酒的美味。那之前虽曾在西湖边的宝石山腰第一次喝啤酒，只觉味如潲水，难以入喉。由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喝酒最重要的是时机。这次剧烈运动热极之后的冰饮，我没有付过钱，我出门兜里从来不带钱，应该是班长付的吧，也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作为班务费报销。
新生报到后，第一次进了学生宿舍，是一楼的110室。父亲陪同我报名入学，我是寝室最晚报到的，其他人都已经占好了位置，留下门后一个空位（有同学后来解释说床位是系里预先安排贴了纸条的，但那时我的小心思，总有些怀疑不会这么巧，安知有无动过手脚），父亲帮我挂好蚊帐，就走了。那次他穿着正规的中山装，与在场的同学打了招呼。当时马时明和毛国华、杜文庆三人在房间。我父亲走后，国华说，你父亲是干部吧？我说，不是，就是个社员。时明肯定地说，至少也是个大队干部。这是对我父亲的赞扬，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原先进寝室还有点萎萎缩缩的，于是也觉得可以直起腰了。我父亲确实有些书卷气，像个干部。他两个弟弟都是60年代初从浙大毕业的，我小叔的珠算还是我父亲教的。父亲在50年代做过队里的会计，后来被人诬陷他私改产量，破坏统购统销，就再也没做过干部了。——只是我自己高高兴兴上学了，居然也没问父亲晚上去哪里睡，明天怎么回家去。唉！
我们这个寝室，是一个集合体。中文78级共十个组，每组十人，其中两名女生；每个寝室只安排七人，所以每组有一名男生“出阁”。这多出的十人，六人在我们寝室，除了前面说的三人，还有孔小炯和陈建新。第二年我们搬到二楼楼梯口的大寝室，则是十人同在一间，戏称“联合国”，不过我在那里住了没几天，董春晓搬来顶替了我，我就回到了本组寝室。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同居”的同学，当时的景象，而今仍如在眼前。
孔小炯是杭州人，高个子，一副白面书生模样，只是略显消瘦，不多说话，总是带着微笑。这很好地满足了我对杭州这种大城市人的第一印象，与我这样从乡下头出来的黑大粗很是不同。我们报到不久，系里就发了一个中文系学生“必读书目”，我认真地将作者与作品名字逐一看过，基本上是不认识和没读过的，心想这下有了努力的目标。小炯随手翻了一下，就轻轻抛回桌上，轻声说，我中学里就读过了。这句话把我听愣了。
接着面临外语分班。我连普通话都不会，更不要说外语了。小炯英语极好，那时他看的就是英文原版小说。更重要的是他凌晨四五点就起来了，叽哩咕噜地念英语，搞得我紧张万分，我想：才上学就落后这么多，不知道以后怎么跟得上？幸好后来得知，他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才早早起来读书，而不是真的头悬梁、锥刺股似地刻苦，而我可以选学日语，不用吊在英语的车尾追，这让我稍稍放下了心。
同室另一位杭州人是陈建新。
他总是和小炯黏在一起，形影不离。他的额头宽大锃亮，顶上头发浓密，带着一些天然卷，散发出一种杭氧工人才有的领导阶级气度，审视同室几位乡下来的小兄弟，热情地指点江山，很有大哥哥的模样。他其实没读高中就进了工厂，因为在1971年的时候，做产业工人比读书更有地位，读了书说不定还找不到国营厂这样的好单位。在工厂七年，又读了比我们五七中学的高中生多得多的书，所以七七、七八年两次都考上了大学，第一次是被厂里给拦住了，没让上，他也不是很在乎，直到满足了他的期待，才来读了杭大，还是带薪读书，妥妥的人生赢家。他喜酒，能棋，善谈，精于二传，但还没学会“抬杠”。他走路的姿势与旁人不同，上身端正不动，踩地那脚像是踩低似地，肩臂自然下垂，指尖似乎过了膝盖。打排球时他发球，侧站在端线上，斜倚身体，挥动章鱼般的手臂用力一击，那球呈弧形往上再向下，坠落在对面场内。而我发球，硬直的手臂像是挥动一根球棒敲击过去，势大力沉，结果不是落网就是出界。
马时明是东阳人，在诸暨隔壁。他跟我同年出生，听说上学前都已安排他做公社团委副书记了，很是令人艳羡，正如我曾艳羡担任我们公社团委书记的校友胖师姐那样。时明为人硬直而严肃，不多说话。说话时，手臂挥动有力，挥出的手掌侧竖，犹如刀立，配合那炯炯眼神，像是要刺透人心，让我不敢与他对视。他做事干净利落，就像他的直拍乒乓，扣杀有力，而马步稳当，推挡自如。所以他后来在公安、司法方面取得成就，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毛国华性子耿直，眼睛很大，睡觉时眼帘半开，让我想起燕人张翼德豹头环眼，睡觉睁着眼睛，让前去刺杀的范疆和张达一时不敢下手。他也有些莽张飞性格，有一次我不小心透露出班委会上班长的批评话头，他跃起身直往班长寝室闯去，从此让我记住了会议的“保密”准则。
杜文庆只比我大一岁，但那些比他大好几岁的同学也都叫他“老杜”。他的心思很是细腻，想法自成一体，从不求与人相同。他的字最有特色，笔法不求横竖直线有力，而是波浪起伏、层层环抱，犹如含苞待放的花蕾。他入学前与哥哥撑木船，奔波于浙东运河以及姚江、甬江和奉化江上，他这笔法也许是从大江大河的水波中悟出来的吧。
第一次全班或年级大会，我已经忘记了。但第一次小组会议，却有几个镜头，记忆犹新。我不会说普通话，高中毕业那年四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播里多次播报那些“反动”诗篇，道是“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把几首不同的诗连在一起了）那诗句，长短不一，朗朗上口，我居然全记住了，而且觉得那话说得很对啊，就学着广播中的腔调复述了出来，从此自以为是会一点普通话了。小组会要做自我介绍，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用诸暨话讲。谁知才开得一句腔，张玲燕就“噗”地笑出声来。
七组同学活动合照。
小组会后不久，确定班干部，我居然被分派做二班的体育委员。体育委员最重要的事情，是早上六点半和课间九点二十分带领全班同学做广播体操。我的普通话刚学，第一次站在比我年纪大许多的同学面前，很是紧张，尤其开头这一句“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几乎全是仄声，发音很是艰难，才一开口就走了调，我看见张玲燕和叶晓芳手撑在腰间望着我，眉眼间全是笑意，倒是尚建笑得还含蓄一些。
正式上课之前，先领到第一本课外“参考书”。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有限，常用书不一定能借到，系里向图书馆借来一批书，保证人手一册，一二周后再同学之间互换。我去小组时，其他书都已被领走，只剩下一本《唐人小说》，淡黄色封面，一个叫汪辟疆的人编选，字很密，没有注。我这人很能随遇而安，于是也不管汪辟疆是谁，就从唐人小说读起，觉得也很有趣，就顺着往下读宋人话本，明人三言二拍……到三年级下学期决定考研究生，方向就选了小说，溯其根源，实始于此；又因徐朔方先生只招戏曲，临时又改了个方向。后来也曾想，要是当时我分到的是一本诗集，会否像钱志熙那样去做诗歌研究？要是分到一本古代汉语，很大可能会跟方一新走同一条道？不过，我再想一想，觉得应该不会。因为这就是上天的安排呵。
第一学期有一门课，叫“现代汉语语音”。那些城里来的同学，从小就学了拼音，普通话说得蛮标准，对他们来说，这是送学分的课，但对我这样从农村考来、刚学普通话的人来说，要掌握注音声调、卷舌不卷舌、前鼻音后鼻音，实在是太难了。所以那时每一次测验和考试，都是压力山大。幸好我二姐做小学代课老师时有一本普通话教材，浅显易懂，可以看图自学练习发音，所以这门课我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最令人崩溃的是“语言学概论”，用的是高名凯先生编的同名教材。老师教得十分认真，只是话语颠来倒去，含糊不清，我怎么也跟不上他的逻辑，也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自己自学也不得要领，又不好意思去问别的同学。最后考了60多几分吧，是我四年课程中唯一一门在及格这一档的。甚至多年以后，还在梦中参加这门课的考试，因为完全答不出题，硬是给急醒的。
……
第一次进教堂，是79年圣诞节。改革开放一年后，宗教政策有了松动，教堂重新向外人开放，听说平安夜很有看头，也是觉得新奇，我跟着吴朝骞和方青稚，可能还有竺学明、施建华一起去看了。先走到武林广场，那里有间“红太阳教堂”，就设在武林门的红太阳广场边上。把教堂与红太阳关联在一起，很有喜感。似乎是个临时的地方，人很多，很拥挤。离牧师很远，也没听清在讲什么。我们转了一圈，就离开了，然后好像又去了官巷口那边的鼓楼教堂。我第一次在教堂里听圣诗班合唱，不知道内容，只听得旋律平缓，有一种圣洁的感觉。
第一次游苏州，是与同学兼同乡倪建平同行的。80年春天，我们和本年级同学参观完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会址（在嘉兴南湖），自由活动时去的苏州。我在那里第一次吃香蕉。在街边一小摊，皮色是灰黑的，看来放的时间已经很久，无人光顾，就低价处理了。买得一根，剥开后，内里倒是完整的，呈黄白之色，有些亮眼，香气仍在，只是不耐咀嚼。也不知是否因为这时埋下的伏线，若干年后我读博士到了羊城，天天都能吃到金黄色的香蕉，只是再也找不到当时的味道了。
又在鼋头渚附近买过一瓶可口可乐，进口的，五元钱一瓶，很贵，花了那个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费。这东西听人说得多了，代表了美丽国的气味，觉得我们新时代大学生也应该尝尝，狠着心悄悄买得一瓶，也是第一次品味。那味道怪怪的，喝下去，有一些气在肚子里乱跑，有一些又从喉咙里跑了出来，这般跑来跑去，感觉还蛮好的。
……
大学时代有无数的第一次，一时也写不完。我写上这些，字数已经不少了。所以先打住，请各位也来说说你在大学时代的那些“第一次”。
【大学同学的回声】
陈建华：哈哈，难得你记忆这么清晰！
金健人：有心想给老兄的新话题捧个场，可想了老半天，除了上大学本身是第一次外，竟然想不出还有什么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也许是年长的缘故，能想到的都是第N次的。这辈子谈恋爱只有一次，可惜也是上大学之前谈的。
金健人入学时的证件照（1978）。
樊诗序：对健人兄的感慨，颇有同感。在本届102人中，依年龄我排进前10是妥妥的。往后看那些远远落在后面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他们的第一次就多了。据说有的小弟弟人生的第一次梦遗就发生大学的寝室里。这是男人一生最值得珍藏的经历。在嚊声、磨牙声和梦呓声中开始了繁衍后代的初次实习。确实无法忘记。可惜我的那第一次早在十年前就手忙乱地结束了。当时管这事叫“测绘工作”，和地下工作近似。估计很少会有人将细节过程记录下来。不过我觉得，凡是热爱生活的男人都会不忘初遗。苦搜枯肠，终于找到了几个第一次。
青春版樊诗序。
1.第一次拉着他人的手跳舞
刚进学校那阵子突然兴起跳交谊舞。那时候很多事情都带有半强迫性，比如写《红专规划》之类的。据说有位女同学不愿写，在年级辅导员的软硬兼施下，最后由她的男友代笔，总算交了差。同学们百分之百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这跳交谊舞的事情与写规划也有点类似，不去吧，很有点不响应组织号召的感觉，所以勉为其难地去了。舞场就是食堂隔壁的大教室（后来全年级还在大礼堂跳过，也有同学记混了)。音乐是《青年圆舞曲》。开头的旋律好像是511 355 12345。音乐声里混杂炸酥鱼、煮肉丸的香味。按规定应该是男女配对的。但是大家都羞答答地拉起了同性的手。于是干脆就按上体育课的队列，两两成双地511起来。我记得和我配对的是一个高个子男同学。因为我俩个头差不多。拉起手来也没有违和感。一开跳，我就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流氓的弟弟——舞盲。别说跟上节奏了，连动作都模仿不像。笨拙、僵硬、丑陋，反正是一阵零乱。我是个表现欲很强的人，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原以为自己会学得很快，会成为鸡群中的鹤。结果很努力地学了半天，还是很和谐地混迹在群魔乱舞的鸡群中，没能成为鹤。反正满眼都是僵硬的动作和尴尬的笑容。我看不见自己的表现，想来应该和眼前的众人差不太多。后来这样的练习又组织了多次。不过，组织号召的强度减弱了不少，我也就不去凑热闹了。
现在想来，当时的组织号召是很有道理的。国家开放了，个人应该放开。这跳舞有助于放开。
陈建新：在大礼堂跳青年圆舞曲，并非一对对配好的，而是排成两排，一边男的一边女的，按个儿交换着跳。这也是怕有些同学害羞，不断换舞伴，就能减少这样的羞涩。我估计老樊忘记自己是轮换着手拉好几位女同学，从心理学上讲，他是有意识回避啦。
樊诗序：那我再说第二条“第一次”。
2. 第一次吃到肉元菜底
初到中文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食堂就在教室隔壁。上课时饭菜的香味和小师傅高亢的歌声，总是断断续续、若即若离地飘过来。因为横梁与屋脊中间是没有阻隔的，所以那些东西来来去去，畅行无阻。记得有一次上汉语语法课。食堂小师傅突然高声唱起来，而且跑调跑到文二街去了（某位同学比喻）。于是大家全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倪宝元老师以为是自己写错字了，赶紧擦了重写了一遍，结果又是一阵笑声。
食堂近在咫尺，陡增亲近感。而且它还有道名菜——肉元菜底。说起来我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人。但进中文系之前，从不知道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一道菜。说起来惭愧，至今想起来还会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当时这玩意儿价一毛三，很是抢手。第一次吃到它，已经是我认识它很久以后了。不是去晚了，就是囊中羞涩没敢买。后来终于下决心买了回来，梦想成真的充实感油然而来。真的，一口咬下去，那油冉冉而来，妙不可言。
作为短缺时代过来的我。对于吃有过许多羞于出口的梦想。其中便有这肉元菜底。那时是这么规划的——假如今后阔了，每天至少吃一次肉元菜底！后来我知道了，钟情肉元菜底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有人写诗署名：肉元菜底。77级马加宁，经常一买就是4个。爱之深，喜之切，真正的大手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祖国的许许多多都已遥遥领先。我也与时俱进了。肉元菜底这才淡出了梦想菜单。
1986年，相会在北京。左起：吴彧、樊诗序、贺雪飞。
沈澜：老樊说到肉圆菜底，我也有同感，那么好吃的肉圆还真是第一次吃到，我常常是先吃一点点肉圆，剩下一大半等到菜底和米饭吃完后再仔细享用，那样好像美味能多滞留一会儿。肉圆吃多了，第一学期结束，脸也圆了。
入学前夕的沈澜。
陈建新：再三回忆，我的思路和健人的非常相似，读大学时，有意义的第一次真的很少。这大约是因为我入学时年龄已经偏大，又是从小到大都在杭州，很多第一次在进大学前就都经历了。
进大学当然可算第一次，进工厂当了近七年工人，却从未踏进杭大本部和中文系大门，虽然我心仪中文系多年。更好笑的是，第一年高考，我被杭大中文系录取为走读生，居然因领导不希望我离开杭氧读书，轻易地放弃了那次读书机会，也没想到先到杭大或者中文系考察了解一番。
在工厂时的照片。右一陈建新。
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直到看见录取通知书，也没想到先到中文系看看，其实当时从杭氧宿舍到中文系，骑车最多半个小时。所以那天和孔小炯、尤炜祥相约一起去报到，还真是我第一次跨入杭大校门。至今还记得中文系大门内道路左侧大黑板上有张德强写的迎新诗，走到宿舍门口，碰上几位77级学姐，有一位杭州口音的同学转头对她同学说：“你们大阿哥来了。”这几位学姐明显比我们小，尤其是尤炜祥的大胡子，更显得年长，所以这位女生的自然反应很正常。
钱志熙：仕忠你有父亲送到学校报到，太幸福了。这就是地缘的优势。诸暨比乐清离杭州近太多了。
钱志熙：军装就是最好衣服。
我也是寝室中最后报到。我最后一天（10月18日）到校，迎新会都没赶上，应该是全年级最后一个。那时候买车票不容易，我托在县城做工人的叔叔买票，买不到早一天的。通知上说，18日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但我到武林门站，已是晩上。问邻校接站点，说杭州大学的接待站刚撤走。所以我是自己走着寻问到杭州大学的。
我提着印有“西湖”二字的大挎包，从武林门长途汽车站沿天目山路去寻杭大，觉得很远，又担心走错路，就问人“请问，杭州大学怎么走？”人家用杭州话回答：“杭州大学？”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杭州话”。到现在，杭州话我也只会说这四个字，说起还有点像。
我找到的是学校本部，传达室给分部的中文系打电话，一校工骑三轮来接。但我的大件行李托财政学校同学的车带走了（当时应该寻根扁担自己挑着就好）。被校工一顿骂，但也没办法，先把我送到学校招待所，住了一宿。
因为大件行李没随身携带，没有棉被，并且我又是找到了本部，所以当晚被安排着校招待所住。现在想起来，房间当然是很简陋，但那时觉得还不错。清水冷灶地，我那时也根本不知道到外面觅食，幸好挎包中有亲戚送的白象香糕（最近也被宣传为乐清名吃），就着冷开水吃了一点。景况着实凄清。
第二天清晨，又沿西溪河岸寻问到中文系。所以我到系，已是10月19日。我记得，我到之前，是已经开过一个全班同学的会的。这是听寝室同学说的。
张玲燕：@钱志熙 你比我还晚吗？我是因为搭便车，拖到18日最后一天，车把我放在城站火车站，我是最后一趟接站校车里唯一的新生。
张玲燕入学前后的照片。
我应该是本年级最晚一个到校的吧？我进系大门的时候，大家都在大礼堂，开迎新会。我是凭着贴在床沿上的写有我名字的纸条，找到我的铺位的。
我上大学后第一次进城，是在一个周末，先我半个月到浙大报到的弟弟已经把杭州城走了好几遍。他从浙大到上宁桥杭大中文系接上我，领着我坐公交车到宝善桥我们的堂姐家做客。上宁桥10路公交车太拥挤了，从农村上来的我不习惯这样人挤人，远远地站在外围，接连错过两辆车，后来还是弟弟一边威胁再不上车赶不上到姐姐家里吃晚饭，一边生拉硬拽逼着我上了车。
那天晚上从姐姐家出来，我想去湖滨走走，因为上大学并非我第一次到杭州，童年时对杭州的印象就是湖滨，荡着铁链条的西湖和海丰西餐社的冰砖。我想到湖滨走走又不想坐公交车。弟弟没办法，陪着我从宝善桥一路走到湖滨，姐弟俩且走且聊，虽然月色很好，心情舒畅，最后到底走得精疲力尽。估计杭州那一夜的长途跋涉，是我在心理上对地旷人稀农村生活的一次割舍，从那以后，我很快成了挤公交车的高手。
吴存存：跟现在的小孩到处旅游不同，我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大城市，心里自然十分向往和兴奋。那时杭州的长途车站在武林门。从早上五点半在温州上车，大约晚上六点到了杭州，天还亮着，那时汽车是沿着湖滨开的，还在车上就看到了西湖，十分高兴。但现在想来，其实当时留给我印象更深的，可能还是在车上看到六公园到少年宫路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当时想，大城市的树好高好大啊！遗憾那些树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听说是给九十年代的一次大台风给毁的。
吴存存刚上大学时的照片。
到杭州的第二天还没上课，未敢跑远，就去了白堤。有点难以置信的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既不是西湖美景，也不是西泠印社里的大师书画，而是平湖秋月那一带亭台楼阁的门板上镌刻的书画，岁月的淘洗让它们显得格外优雅沉着。我生长在小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板上竟然可以有这么美丽的书画，真的感觉很震撼，在那儿看了很久，再加上山清水秀的西湖背景，那一刻真的觉得杭州是人间天堂。
几年后，我去了苏州，在那里看到更多似乎也更高或更大的精致的木刻书画鼎配配资，喜欢，但那种震撼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袁昱明：黄长江“开题”“人生第一次”时，初觉这个起笔宽敞，门槛低。但细一想，又极难。因为英文称大学一年级生为freshman，大概是小鲜肉的别写，即便历届生有点老气横秋，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于是脑子里自然跳出的，是两位小男生的第一次“女儿态”。我们找到寝室后大家自我介绍，杨晨开口，语气有些痴昵，面色羞红，有女儿态。另一位是应沪晨，即便四年后毕业时喝酒，他只舔了一口啤酒，也是第一次（破戒），结果脚面比脸红，他不好意思笑，也有女儿态。想来毕业后工作，别样的初体验也没完。我直觉中这二位在气质上一直保留到现在。或许赤子心是永远不变的第一次？
八组同学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前合影（1979）。
虞卓娅：哈哈，我有几个“第一次”与黄仕忠差不多。到杭大报到，我是先从岱山坐船到宁波，然后到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见火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托运行李等。当时时间很紧张，除了人生地不熟，我不巧还烂了脚，所以从码头到火车座位上，我一路问人一路瘸着小跑，印象深刻。自然，我也是第一次到杭州。
我在大学里第一次学会拍照，是因为杨星有个相机，可以拍三十六张小照片的那种。我第一次学会印照片，则是在浙大我弟物理系的实验室，看到照片渐渐清晰，有点小激动。
虞卓娅（后）和同学合影（1981）。前排左起：王赛君、金红、杨星、吴彧。
说到杨星，我们是分在同一寝室的，记得我们寝室每一张上下铺都贴着名字，我当时先熟悉了一下她们的芳名。我快铺完床时，杨星来了。没聊几句，她就邀我去黄龙洞一游，我欣然答应。第一次漫步黄龙洞非常愉快，而与杨星的第一次交谈是我们一生友谊的序曲。第一次到校图书馆借书，对我的冲击也蛮大，第一次看到书篮从下面吊上来的情景令人莫名兴奋，而图书馆的整体气氛又让我感到一种神圣的意味。
第一次太多了！老师，同学，美景，美食，所有第一次的感觉都挺美好。就说这些吧。
虞卓娅和比她早一年考上大学的弟弟（1980）。
沈澜：1978年秋天上大学，带着新奇和不安走入新的生活，过往的生活相当闭塞和单调，进入新环境自然会经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16岁上大学的沈澜。
第一个第一次是在入学第一学期参演独幕剧。当时，《枫叶红了的时候》风靡全国，《于无声处》更像惊雷，震得大家兴奋不已，话剧成为反映和反思荒唐十年的艺术形式而引起轰动，话剧剧本也像畅销书一样被传阅（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所以，班里的文艺积极分子说要搞一个小话剧/独幕剧也顺理成章。可班里一共就50来个人，就只能排一出小话剧。剧名叫《约会》，在那个恋爱约会都有很多禁忌的年代，这大概也是某种突破。不知是谁来叫我也参加，我有点懵，“约会”这个词对我来说相当陌生，对话剧又一窍不通，普通话也不准，怎么能行？但当时想的这是集体交给我的事，不能甩手不干。虽然是个独幕剧，但参加的同学还不少，分给我的角色是一个被介绍去和知识分子约会的女孩，好像就坐在一个长凳上说不多的台词，具体也记不清了。
78年最后一天，全年级同学聚在大教室看文艺演出，《约会》就是节目之一，我紧张得很，脸红心跳，羞涩地把台词说了。我平时就有点驼，我能想象自己低着头缩着身的尴尬，演完了还很不好意思，但是导演张子帆还是给了我一句鼓励，他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和效果。这算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演话剧的经历。
大学第一年还有一个第一次，是得了这辈子唯一一个单项体育比赛冠军。刚入学时，全校办了女子800米单项比赛，我得了14名，被选去参加元旦火炬接力赛。其实我与体育无缘，中小学田径赛都没资格参加，体育比赛只做过报幕员。但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被我妈拉着去早锻炼很多年，练就了耐力。大学第二学期，学校举办第十七届田径运动会，当时女生少，系里让我报了四百、一千五和三千米三个项目。第一天四百米决赛后，取六名，我得了第四，很开心，因为以前没得过体育奖牌，但体力不支，放弃了当天的一千五百米比赛。
参加校田径队的三位女同学，右起：沈澜、徐敏、张玲燕。
第二天参加三千米比赛，没想到稀里糊涂得了第一名。开始时都担心坚持不了，但教练李寿福老师做了很好的战术指导，让我保持体力跟着前面一个，到最后再发力，我果然感到越跑越有劲，还有好几个同学在场边为我加油助跑，教练也在最后一圈对我喊再快一点，超过去。我拼命冲刺，第一个到了终点。但那毕竟只是运气好，我有点耐力却没有速度，后来参加长跑队，穿上了校队的运动服，但基本就是当备胎。再后来，更多的新生进来，女生多了，体育健将也多了，我就退出了体育赛台，但那一次的“辉煌”始终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杜文庆：回望40多年前，我上大学后，迎来一个个第一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三个第一次。而这三个第一次，无不归于一点：即切身感受到城乡差别之大，自己身上的土气之浓，尽管自己其实长得够白净文气的。
第一个“第一次”，是一说普通话就出洋相。从小学到高中，老师都是当地人，在课堂上说的都是家乡方言。而且，上小学后，恰逢那个开始，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汉语拼音一堂课都没上。为此，报到后第一次跟同寝室同学互动，就闹了个笑话。报到那天晚饭前，我说：“吃饭了！”当即有位来自杭州的同学对我说：“不是次患，是吃饭！”待到后来学了现代汉语拼音，才知自己将chī fàn说成了cì huàn。此后，同住一室，自小跟随父母在北方军营里长大的董春晓同学，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发音。待到毕业前夕，他还在同学录互相留言时，跟我开玩笑，给我写上了“伙计”不是“火鸡”，“吃饭”不是“次患”……
上虞来的杜文庆。
第二个“第一次”，是上游泳课时显得格格不入。开学后不久，全年级上体育课，去游泳馆游泳。一些来自杭甬温等大中城市的同学，大都会自由泳或蛙泳，划水时一招一式，动作是那么的规范和优雅，看得出从小受过正规培训。反观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虽说从小没少跟水打交道，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我，年少时每到夏天，总是长时间跟玩伴们在河里玩耍，在海边钩蛏子、捡泥螺、掘蟹，十六七岁时还曾冒着被海水吞没的危险，跟着大人去“抢潮头”，但当来到正规的泳池，却只会“狗刨式”，动作显得笨拙，速度又上不来，昔日在天然的河道和茫茫大海里尽情撒欢的小伙，此时除了野性再无其他。为此，当时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让我的子女，从小拜师学游泳，学习掌握几种规范的泳姿泳式。
第三个“第一次”，是79年元旦来临，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迎新晚会，发觉几位城里来的同学，似乎个个都“身怀绝技”，如任平同学的手风琴、朱淼华同学的小提琴、庄未央同学的艺术舞，等等。而像我这样的乡巴佬，说好听点只有默默欣赏的份儿，说穿了就是充当一名在场边鼓掌的观众。好在当年我的缺憾，已经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弥补。女儿长到七八岁后，每逢寒暑假，我便先后送她学习游泳、艺术舞和多种乐器，等等。这样，相信她进入大学后，哪怕是进入全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也不会显得落后。女儿当上妈妈后，更是早早地让她的女儿，课余时间学这个学那个，每年的培训费不少于6位数。
上虞同学合影（1980），右起：杜文庆、郑广宣、宣传忠。
提笔至此，不由得想起了昔日的玩伴。他们目前大都依旧住在老家。得益于改革开放，家乡面貌日新月异。伴随着教育网点的撤并，硬件设施的升级和师资力量的强化，素质教育亦随之有了长足的提升，农村小孩在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这是我这位昔日从农村走出来的小伙十分欣慰的。
应沪晨：我第一次洗冷水澡，是从大学入学时开始的。当时，中文系是租用省总工会干校的宿舍，条件简陋。大学四年，冬天的洗澡，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应沪晨（右）与同组同学冯迎丰。
第一学期开学后不久就到了冬天，因为没有热水可供洗澡，于是，我开始了用冷水洗澡的经历。每次要洗澡的时候，我先用跑步的方式热热身、出点微汗，然后再进入洗澡间用冷水洗澡。寒冬腊月，手脚冻得发麻，身子却是冒着热气。洗过之后，确实也让我们感到精神焕发。借着年轻，我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样的结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不仅仅是四年的时间坚持下来了。这种方式，不仅使我的意志得到了强化，身体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如果说，现在还有现在这样较好的体魄，大概还得归结于当年开始的冷水澡。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山区小县工作。那个县城在此前及以后的几年中一直没有公共浴室，这条新闻曾上过《浙江日报》。因此，在那里工作的六年间，我仍旧得洗冷水澡。调回家乡后，也是家中的条件所限，也许因为洗了十余年的冷水澡，我已情有独钟，一直坚持洗冷水澡。如是又过了十余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装上了热水器，洗冷水澡的经历才告结束。屈指数来，洗冷水澡的时间有20多年，但那情景虽然已过四十多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赵建中：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第一次，对我来说，大学期间的第一次最为难忘，而且对我一生的成长最为重要。当然，对于我这个从莫干山来到省城杭州读大学的人来说，有人生中的很多第一次，但最重要的第一次就是接触西方古典音乐。
青春的眼神。左起：孔小炯、赵建中、陈建新、马时明、沈卫东。
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欣赏过西方古典音乐，听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电影中的插曲与《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几个革命现代京剧与舞剧中的音乐，还有就是在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学校老师忽然让我们学唱《毕业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以前的革命歌曲。
1978年，我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记得在一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午后，先我一年考入杭大物理系的一位来自莫干山的同学来找我。这位同学姓张，中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中学时期，由于志趣相投，他家距我家又比较近，经常碰头。她母亲是机关干部，教育孩子严格，他的文化修养与家庭教养都很好。先入山门为大，因此，他就是我的学长。他一听说我来杭大报到，第一时间就来看我。一见到我，他先大致说了学习情况，然后很快就聊到杭大的文化生活。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一位名叫毛昭晰的杭大历史系的教授，会不定期地在校本部举行“西方古典音乐讲座”，让我关注学校的通知。
年轻时的毛昭晰先生。
毛昭晰是历史学家，除长年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不过，他还有一门精通的学问，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欣赏与研究。我入杭大中文系的时候，恰逢国门刚刚打开，人们对外国文学艺术如饥似渴，就在这时，毛教授送来了及时雨，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选修课“西方古典音乐欣赏”。在讲座中，毛教授从莫扎特讲到贝多芬，从《天鹅湖》讲到《胡桃夹子》，从《茶花女》讲到《蝴蝶夫人》，从宣叙调讲到咏叹调，从圆舞曲讲到波尔卡，让我听了大开眼界。那时候欣赏音乐的条件有限，只有磁带，CD唱片还没有问世，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我仍然听得如痴如醉。他在播放莫扎特的乐曲时，还有一句评论莫扎特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最喜欢莫扎特的作品，他虽然人生历经苦难，但作品却是明亮欢快的，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 特别是当毛教授播放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时候，我听了深受震撼。毛教授还对该曲作了详细讲解，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说，这首交响曲一开始的“邦、邦、邦、邦”，是表现“命运在敲门”，但贝多芬不甘屈服，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一首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当时我对高度抽象的音乐能作这样的理解感到很新奇，并从此开始慢慢体味到音乐的魅力。
毛教授的讲座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不过，他有时也夹杂几句杭州话或英语、日语，以活跃气氛。毛教授爱好音乐几乎与他爱好读书一样痴迷。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7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我和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坐在土木系朱兆祥先生的周围，听他给我们讲音乐。就在学生时代，他曾编过竺可桢校长从国外带回浙大的四五百张唱片的目录。改革开放以后，每次出差或出国，他都携带随身听，并且每到一地，总要抽空去淘唱片，为此，他收藏有大量原版唱片。记得毛教授是浙江奉化人，出生于1920年代，身材中等偏上，不胖不瘦，脸型稍长，面容清癯，眉眼俊朗，既有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有早先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还有上海人称之为“老克勒”的绅士风度。我对这位古典音乐的启蒙老师一直心存感激，与他所讲的音乐一起，他的形象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许贺龙：1978年10月18日，未满16岁的我在堂哥的陪同下，天未亮就从东阳小山村出发，坐汽车、倒火车，于傍晚时分来到杭州城，跨入杭大中文系大门。第一次长途旅行，带我踏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开启了我人生的新旅程。“乡下老鼠”进城，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奇。说不尽的“第一次”，一时竟不知如何下笔。还是挑拣两个“第一次”来说说吧。
第一次回家。开学后不久，就到了元旦假期。许多同学都想利用假期回家一趟。正好室友吕立汉有个老乡开着个双排座卡车来杭州进货，约吕立汉一起回缙云。从杭州到缙云，我家所在的南马是必经之地，我兴冲冲地搭车同行，想象着见到父母和弟弟妹妹的惊喜。那时路况不好，一路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才到南马。正巧在村口就看到了干完农活回家的爸爸妈妈，我兴奋地边喊边跑奔过去。没想到我妈妈开口就骂：“你回来干啥？浪费来回的路费！”好在爸爸打圆场说：“回都回来了，就不要说了。”虽然当时的我满腹委屈，但并没有怪妈妈，他们在生产队劳作一天，所得工分只值几毛钱，我来回一趟杭州的费用需要他们辛苦十来天。回家后妈妈态度和缓了，也做了好菜给我吃，但从此之后，除了正规的寒暑假，我再也没有中途回家过。
同组同学的合影（1979）。前排右二为许贺龙，稚气未退。
第一次进教堂。大二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室友冯雁峰神秘地和我说，听说今天官巷口基督教堂的平安夜活动很有趣，可以去看个热闹。当时国家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尚未解除。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我们对宗教特别是西方传进来的基督教抱有既戒备又好奇的心理。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和冯雁峰吃过晚饭后就往城里赶。来到官巷口教堂门口，只见已经里三层外三层了围了许多人。有教堂执事把着门，只让信教的教友进入。我和冯雁峰不死心，从人群中挤到门口，把门的执事看了看我们别在胸口的校徽，就让我们进去了。听到他对着也想挤进来的围观者说，他们是杭大的学生，是来学习的，其他人不能进！
有人引领我们进入教堂，礼拜活动已经开始，有个神父在台前布道，台下的几百位教友秩序井然地坐在一排排长椅上，不时回应一声“阿门”，并用手在胸前划十字。布道后是唱诗班唱赞美歌，优美的歌声在教堂里回旋，我们不自觉地被融入其中，也跟着轻轻哼着。礼拜活动以分享圣餐收尾，我们都得到了一小块被称做“圣体”的面包。基督教的“平等、互爱”精神感动了我。只是有无神论打底，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有个万能的上帝。
吴朝骞：黄仕忠说一起去的教堂，我记得的。我好像是第一次进教堂，具体哪里都没有印象，只记得分了糖果什么的。温州也有几个教堂，因为父母都不信教，我们都无感，分不清基督教或天主教。工作以后，对这些才有概念。
方青稚：我也一起去的。印象已经不太深了，只记得当时我们被排挤、簇拥到了后面很远的位置，前面根本挤不进去，听不到神父的布道，唱诗班的声音倒是在回旋。分到一点糖果还是饼干之类的小吃。——当时去那，就是因为听说是有东西分吃的。
兄弟俩上同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在同一班，可谓绝无仅有。哥哥方一新和弟弟方青稚（右）。
施建华：回忆了一下，印象中应该是79年的平安夜，那天晚上去了很多人。我们寝室好像是竺学明带的头，黄仕忠、方青稚、吴朝骞和我都去了。那时候对基督教很陌生也感到很神秘，所以想去感受一下。那天去的应该是鼓楼那边的教堂，里面人很多，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进去。具体细节记不太清楚了，只感到教堂里气氛庄严肃穆，管风琴伴随着赞美诗，边唱边表演，好像是三个博士打扮的人上台来抱起了一个婴儿。至今还记得几句：“天使初报，圣诞佳音……严冬方冷，长夜已深。”后来才知道这首歌叫“圣诞佳音”。出来时在教堂门口分到了一小袋“圣诞果”，里面装的有花生、糖果之类的零食，还有一本用简谱记录的圣诞歌曲。以后几天，竺学明还带着我们学唱了几首，其中有“平安夜歌”“圣诞佳音”等。后来竺学明以5毛钱一本把我们手里的圣诞歌曲本收走了，感觉他跟基督教好像有点缘分。
七组同学第一次去同学家过端午时的留影（1979）。左起：董春晓、方青稚、黄仕忠、吴朝骞、施建华、华关祥、竺学明、林菊芬、尚建。
现在想来，竺学明可能真的跟基督教有些渊源，这么多年杳无音讯，不知现在他是否真的皈依了基督教？同窗四载，想来感慨万千！
张扣林：好多同学都提到了第一次去教堂的事，我记得我也去了一次。为防止记忆出错，我查了那天的日记。那天是1980年12月24日，星期三，晴。
右起：张扣林、陈叶葳、任晓岗。
明天是圣诞节，在一千九百八十年前基督降临在大卫城。听说这二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要庆祝圣主的诞辰。我们十三个无神论者也兴致勃勃地赶到鼓楼教堂看热闹。路上碰到一个善良的老妇人热心地为我们带路，大概是主派来的圣诞老人吧。
到了教堂，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是要凭票入场的。还好靠着“杭大”的牌子，他们让我们挤了进去。人真多啊，里里外外连楼梯上都挤满了人。有虔诚的信徒，也有像我们这样看热闹的。
这座能容纳七八百人的礼堂，今天足足来了一千多人。台柱上有一副对联：“感谢耶和华恩赐生命水；讴歌弥赛亚声动浙江潮。”台左角是一棵圣诞树，挂满了小灯泡。台正中挂着一块紫红丝绒毯，上面有一个淡黄色的大十字架和二个金色的“圣诞”字。台上坐着约50个穿着白衣的唱诗班信徒，还有三四个牧师。
我们进来时，弥撒已经开始，唱诗班正在唱“赞美诗”第76首《齐来崇拜歌》，台上台下一起唱。然后作祷告，牧师每讲一句，下面的人齐声高呼“阿门”。接下去，唱诗班轮唱，有独唱（这个独唱的女信徒音唱得太高了，像唱流行歌曲），二男二女或四男四女小合唱，或全班大合唱。再接下去是牧师讲道，把圣经某章节读一遍。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鼓楼教堂牧师顾问的讲道。他解释圣经中的一段话“在至高无上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把平安赐予他所喜悦的人”。他说：“平安有三种意思，在人和神之间指和睦；在人与人之间是和平；在人的内心是平安。”
挤得真难受，有人说，人本来是有罪的，到这里来就是赎罪的嘛。又是轮唱、合唱、布道，最后全体起立唱《万众欢腾歌》，由主持牧师祷告结束，时间晚8点30分。
离开时每人得一份圣诞礼物，是糖和花生，袋上写着“圣诞快乐”。
回来的路上大家愉快地谈论着这些新鲜的感受，疯疯癫癫地在路上快乐地唱着赞美诗，高声地喊着“阿门”。
这是我当晚记下的日记。一个从小在外婆念佛声中长大的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西方宗教文化的魅力。
钱志熙：“在天上有至高的荣耀属于神，在地上有平安归于祂的子民。”我最欣赏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它表达了最好的意思，是作为凡人，是不能享有荣耀的，只有平安才是我们应份所得，是我们应该祈求的，而荣耀只属于神。但是，世人多有追名逐利，强权霸道，且有以神自居者。即便我们平常人，也常常追求虚荣，每每自负，多兼人、兼胜之心。而不以朴素、真实为最高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义是很好，可以修心养性。
张扣林：我从日记里还找到了我的第一次上街游行。
1981年11月12日 星期四 晴
晚上观看中国队与沙特阿拉伯队（世预赛亚大区）足球比赛电视直播。比赛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因我国与沙特无外交关系，需在第三国比赛。上半场中国队0:2败北，当时很多人认为下半场能踢平就不错了，甚至有几个人认定中国队必输无疑，竟中途退场。然而，下半场出现了奇迹。中国队换上两个队员后，连进两球，顿时，观者群情激奋，但当时大家对取胜信心不足。谁料中国队连连发动进攻，在比赛结束前三分钟踢进了第四球，以4:2取胜。这时观众的情绪已经达到极点，有人高呼去游行，真是一呼百应。中文系瞬时拉出百多号人，一路猛跑，一路口号。“中国万岁”“李富胜、容志行万岁”，有人敲起脸盆（可惜事先没准备，锣鼓没有），大家都声嘶力竭，跑到校本部已气喘吁吁。
在校大门口汇合了本部同学，点起火把，打出旗子（便宜了外语系，因旗子上写的是外语系的名字），一路浩浩荡荡上大街游行。一开始估计有七八百人，但由于领头的跑得太快，到保俶路时甩掉了好多人，不过仍有好几百人跟着。游行队伍中有人用扫把当火炬，还有人把菜场的箩筐也烧了。口号声、欢呼声把市民都吸引到街上，“向西班牙进军”的口号，伴着国歌声气势磅礴。
到了外文书店那里，大家又挽起胳膊前进。我们这群“乌合之众”还是有点自律性的，当然其中捣蛋者也有，乱敲汽车、乱呼口号，都被年长者及时制止，总的还算规矩。
游行队伍在延安路转弯时，把行驶的电车给堵了。在延安路上大家又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队伍行进到医大门口，想把医大的同学哄出来。谁知他们已游到城站去了。
我们的游行队伍一直到浙江展览馆前散了。还差点发生打架，后以“今天不准打架”劝开。
我与80级的嘉兴小老乡到运河小吃部吃了碗面条，出来还听到街上有“中国万岁”的口号声。还从没绕过这么大一个圈子，真够累的。80级的几个女同学竟也跟着走了一圈。回到学校已近一点钟，不过我感到很兴奋，这样的场面，好久没体验了。
这是上大学时，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杭城大街上游行狂欢，终生难忘！
吴朝骞：读大学时的第一次太多了。印象较深的有几次。
准考证上的照片（1977）。
坐汽车到杭州，是平生第一次出远门。那天父亲和姐姐们送我到温州南站坐早上6点的长途车。那时交通极不便，路况又不好，途中又发生车祸，压断一个小伙子的腿，又耽搁了几个小时，到达武林门已经晚上九点多。不知道是途中折腾后遗症还是本来就是晕车体质，自此以后，大学四年每回坐长途车就会呕吐，途中10多个小时不敢吃东西。
第一次踢足球印象特别深刻。我原来在中学读书时体育不好，没有踢过足球。刚进校时那天在中文系操场看见77级的一班人在来回传送足球，祝骑云、刘和平、杨力伟、董君敏等几个技术很娴熟，但有几个很一般，我忍不住多嘴跟谁说了一句：“怎么踢得这么软？”声音太大被他们听到了。不知哪一位请我踢一下，我也不客气，跑了几步就踢过去了，没有准星，但力气不小，球飞得老远。后来就有了参加中文系足球队踢后卫的经历，也曾参加过杭大足球比赛，那次与教育系的足球比赛我踢后卫，被对方一个大个子撞飞了，爬起来又踢。回来时发现额头一个大包。从那时起足球成了我爱好之一（爱好太多了，除了篮球）鼎配配资，毕业之后也坚持好多年，在温州市人民广场踢球当守门员。
七组同学去华关祥同学家。
第一次在杭大本部听毛昭晰老师的音乐讲座。不同于杭州的同学，我们读书时几乎没有受过音乐教育，仅有的外国音乐熏陶就是国际歌吧！非常有意思，虽然至今还是乐盲一个，但是那天毛昭晰老师的讲课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在留声机里播放的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小提琴曲《沉思》等，那些优美流畅的旋律时刻陪伴着我。@黄仕忠
王琳：许多同学都说，上大学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但对我来说，远行早已是家常便饭。从11岁那年的暑假开始，还在江山奶奶家读小学的我，就带着6岁的弟弟踏上了“独立旅行”的路。我们从江山坐火车到金华，再转车到新安江，妈妈会在火车站接我们，然后一起坐船去她劳动的五七干校过暑假。后来妈妈调到桐庐，我们的路线也变成了江山与桐庐之间的往返。期间，我还跟着舅舅、姑妈去过杭州、松阳。因此，坐火车、乘汽车对我来说早已轻车熟路。
初上大学时的王琳。
上大学中印象最深的第一次是吃螃蟹。记得螃蟹是雪飞的家里带来的。满满的一大盒，煮得红红的，泛着油光。寝室同学每人一只。在这之前，我吃过唯一的海鲜，是3毛3分钱一斤的咸带鱼。没有吃过螃蟹，甚至都没见过，更不知道这张牙舞爪的东西还能吃？我傻傻地问：“能吃吗？”
一班女同学图书馆前的合影，前排左起：陈亚敏、贺雪飞、庄未央；后排左起：沈澜、吴存存、王赛君、王琳。
我们寝室里，除了我这个“内陆小白”，其他六位同学可都是来自浙江那蜿蜒海岸线上的“海的女儿”——嵊泗、定海、宁波、象山、温岭、温州，个个都是吃海鲜的行家里手。这不，她们已经熟练地开动了，手里拿着螃蟹，嘴里嚼得津津有味，眼睛还时不时瞟向我这个“新手”。看我一脸茫然，手足无措的样子，她们忍不住笑出声来，七嘴八舌地开始指导：“先把盖子打开！”“蟹脚要这样掰，看我的！”她们一边吃一边示范，仿佛在开一场“海鲜教学大会”。
我缩手缩脚，东摸一下西碰一下，愣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最后，还是亚敏大姐看不下去了，直接帮我打开了蟹盖，像个经验丰富的“海鲜导师”一样，指着里面的蟹胃和蟹肠说：“这些不能吃，其他都能吃！”我半信半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舔了舔，终于尝到了难以言说的鲜美！她们看着我那副“初尝海鲜”的惊喜表情，笑得更响亮了。
从此，大海在我的想象中不仅仅是无边的辽阔，那辽阔之下更有无尽的宝贝。
董小军：我父亲和母亲原先都在慈溪银行（当时银行仅一家）工作，有段时间，父亲因祖父的地主身份，被下放到邻县的余姚泗门镇一农场，后来又调到该镇建造海塘的工程指挥部工作，长期驻上海，负责采购风镐、钻头、炸药之类的物资。由于父亲不在家，母亲工作特别忙（白天上班，晚上各种会议），星期天还经常加班，有时我会与居住在银行职工大院的小伙伴一起去银行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银行有两架黑色的塑胶木电话，电话右侧有一个摇柄，打电话时需先捏住摇柄转几圈，与邮电局的总机接通后，告诉接线员一个号码，再转接到你要的对方电话。银行的其中一个电话设在营业场，另外一个设在二楼的信贷办公室。在工作时间，营业场的那架电话总是很忙，铃声不断，这是因为营业场与下面乡镇营业点的票据信息交换，全靠这架电话口头传送。有一个星期天，我和邻居小伙伴去银行时突发奇想，我们打电话玩玩。然后我到了二楼信贷办公室，小伙伴在楼下营业场所，忘了谁打出去谁接听的。因为这事，我母亲和小伙伴的母亲后来都受到了行里的批评，母亲警告我以后不许碰银行的任何设施。
大学同学的作怪照。左起：宣传忠、董小军、陈晓明、杜文庆、韩兆铭、蒋幸达。
1978年10月，我到杭大中文系读书，惊奇地发现传达室的那架电话竟然与我印象里的电话不一样，没有摇柄，代之是一个圆形的拔盘，打电话时用食指按号码拨动拔盘。我好几次看到中文系老师打电话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样子，拔盘转动发出“嘎嘎”的声音，很有节奏感。我那时真的很想去试试，但我没有可以通话的对象，而且，我不确定管传达室的老伯是否同意我拨打电话。
大约是二年级时，有一天，传达室门口的小黑板上出现了与我有关的一条信息，内容是要我在中午12点时打电话到省银行招待所，同时留下了一个四位数的号码。吃过中饭后我来到传达室，对老伯说了情况，经他点头，拨通电话，是我父亲接的。这才知道他来杭州开会（父亲1978年底获平反后重回银行工作），带来两件衣服，要我有空时去取。这可以说是我生平打的第一个电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打电话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多依靠信件。我自小生活在慈溪城关浒山镇，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两条街道呈T字形，其中主街从东头到西头大约10分钟即可走完。（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慈溪有近170万常住人口，属国家2型大城市，GDP位列浙江省县域第一。）我居住的银行职工大院离邮电局很近，每天下午四点左右，邮递员都会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到大院来，送来报纸和信件。有段时间，我父亲身体不好，在家休息，但他仍需要与上海的物资供应部门保持联系，因此信件不断。每次看到邮递员上门，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收到别人写给我的信，只是我想不出谁会给自己写信，收信对我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想。父亲有时会在上海住一两个月，偶尔母亲会让我写信给父亲，但他回信时总是把信寄到母亲单位。后来读初中时上语文课，一个课题作业是写信给自己熟悉的人，而我期望的是有人给自己写信，此时我灵光一闪，为何不自己给自己寄封信？于是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写上家里的地址，然后到邮局买了张4分钱的邮票贴上。我忘了那封信里写了什么，但仍然记得第二天下午接到自己写的信的情景：邮递员进了大院高声喊我名字，我大声应答时的激动。
1978年7月，我参加高考，约两个月后，收到了录取通知，这可以说是我收到的第一份信件，但那只是一份格式化的公函，算不得通常意义上的信件。我收到的第一封真正的私人信函是在到杭州读书的10天后，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写给我的，他托我购买高考复习用书。当时，复习用书很紧俏，我到杭大书店去了多次，才买到一本数学习题集寄给了对方。这位同学也真的争气，第二年考到了浙大。
陈建新：有这么多同学砌墙，读时仿佛大家挤在一起七嘴八舌，很热闹。大家的发言让我又像回到了大学时代，只是把原来我的单一视角变成了多视角奏鸣曲，很有意味。没想到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四年，原来是如此多姿多彩，这是砌墙体出现后，我现在瞬间的体会。
但我还是发现了有些同学的错误记忆（是不是有点杠精附体啊）。黄仕忠所说大一报到时先来的同学抢占床位，把他挤到了门后，这显然是错误记忆。因为我们报到时，发现我们的名字都贴在床位上，我在西边靠窗处，孔小炯在我上铺。我对面是毛国华，上铺是杜文庆（？）记不清了。后来搬到楼上，孔小炯还是我上铺，但我们不在靠窗的位置了，这好像是“抢”的。没想到孔小炯睡我的上铺延续到了研究生时期，报到后，我们俩去宿舍，发现我们还是被安排在上下铺，好在研究生宿舍是四人同房，对面也是两人上下铺。我们两人都没有想着调换一下，可见我们都是安分守己之人，只是我暗中感觉冥冥之中有神明在安排。
青春的印记。右起：孔小炯、董春晓、岑宝康、沈卫东、赵建中。
黄仕忠：作为最后来的那个人，心里自然会想你们把好东西先拿走了。虽然想错了，还不算记错。因为名字只是写在纸条上，纸条可以取下再粘的嘛。@陈建新
方青稚：关于床沿贴名字的事情，我也有一点印象，因为把我的名字写成方青“雅”了。说是开始的时候还贴到女生的寝室里面去，不知道真假。
郑广宣：床位上是贴着名字的。我在228进门左边的上铺，当时还有怀疑，是不是有人把名字纸条给换了。
陈建新：我第一次读到黄仕忠的回忆，的确很惊讶，我居然给人这样的印象。至于他说我两手下垂到了膝盖处，只是他的主观记忆，虽然不符合事实，也只能随他说了。
黄仕忠：建新同学走路时有膝盖下弯的习惯，右肩膀下沉，于是看起来指尖就过了膝盖。导致“垂臂过膝”的观感。这是文学创作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不算误判。
陈建新：我现在试了一下，再怎么右肩下沉，也无法让我的指尖碰到膝盖。
魏丁：@陈建新 真试啊？他就一形容。
魏丁参军时的照片。
黄仕忠：建新同学现在是否会做这个动作，我不知道。他在大学时，每当比较得意时，他走路会像跳舞般扭动，那时他的右肩膀要比左肩低，因右膝稍弯曲，手臂就像章鱼触手似往下做舞台动作，垂直伸到尽头，指尖就翘了起来。
袁昱明：记得命相学说：
左肩高来右肩低，
家中必定有前妻。
对不起，记错了一个字。应该是：
左肩高来右肩低，
家中必定有贤妻。
张玲燕：@袁昱明 前面那句好，比较有“内涵”。
张扣林：关于入学报到的具体时间，有些同学有争议。我查了那几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两位班长的合影（1979）：张扣林（坐）、周羽强。
10月16日 星期一 多云
今天乘457次火车（从嘉兴）到杭州。在城站有杭大校车来接我们，可惜等车的时间太长，大约等了有2个小时。下午4时左右才到达中文系。对于校园有点失望，太简陋了。我住在228室，是二班9组。我们组共10人，其中2名是女同学，小组成员以我们寝室为主（共有7人）。安排好床铺后，去文二街政治系拜访景跃进（他是77级的)。因他们在上课，未能见着。回来去食堂就餐。这里菜差，设备也差，无碗筷。晚上，又去政治系找跃进，谈到9时方回。
大学生的第一天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
10月17日 星期二 晴
今天陪弟弟和洛加去灵隐、玉泉、中山公园、小瀛洲和花港逛了一圈，拍了两个胶卷。中午去浙大拜访洛加的姑父姑妈。晚上通过芦学新阿姨看了电影《血碑》。
10月18日 星期三 多云，晚上有雨
今天晚上，在大教室全体新生集中开会，听年级领导邬老师讲有关事项。
下午我从街上回来，交团组织关系，碰到邬老师。她叫住我，跟我讲，要我担任班级领导工作。我有些为难。老实讲，上大学时，我早就准备不去搞其他什么，埋头读书就是了。现在要我当班级临时负责人，社会工作肯定会多，学习时间就会减少，所以开始思想上不是那么爽快，后来仔细一想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况且我的组织问题还未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得“卖力”一点。最后，我是答应了。
10月19日 星期四 阴
上午在大教室听系总支书记王绮作形势报告。
下午注册，很麻烦。不知填了多少卡片，最后还是户口迁移证不合格要补。今天领到了学生证和校徽，成为真正的大学生了。
晚上小组讨论，我到各组都转了转，大家发言都很热烈，情绪很好，十组还为了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学生的第一天学习就是这样度过的。
杜文庆：扣林兄婉言谢绝当干部的心态，我也曾有过。记得报到第二天，即17日，邬老师在系行政楼前碰见我，跟我说：“杜文庆，5组团小组长由你来担任！”我连忙说：“我来自农村，基础差，我当团小组长的话，或许会影响学习。还是让别人当吧！”邬老师看我不像故作谦虚的样子，就同意了。事后才知，当团小组长没多少事。有点后悔。当然，团小组长跟一班之长没法比。
吴朝骞：记得中文系总支书记叫王琦，四川人，一个胖胖的老头。是不是我记错了？清晰记得后来他作报告时说的一句四川话：“你们这些大学生，搞啥子搞嘛！”
黄仕忠：是王绮。据一位老杭大的老师说，王绮是教育系出身，与老浙大的烈士于子三一起加入地下党。50年代中受派留苏，回国后在校部和教育系任职，做过中文系书记，最后担任的职务是教务处长。
我有一个印象，当时介绍王书记的名字，说这字不能读奇怪的“奇”，要读“倚”。所以我后来见到类似的字，就有些紧张，比如高琦华同学是不是要叫她高yi华。
【回音壁】
孙敏强（杭大中文77级）：回忆如此美好！仕忠兄由父亲大人亲自送到学校，幸福的。我是自己挑了铺盖卷上学的。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后，还在乡下代课至1978年2月28日，3月6日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报到注册，一周内完成从老师到学生的角色转变。
漆永祥（西北师范83级｜北京大学）：我考上以后，父亲把我很好的打扮了一番，第一次穿了全身新的衣服，很讨厌老往脚脖子溜的尼龙袜子。第一次走出漳县，到了陇西。第一次坐火车，传说火车来了要躲远，不然会被火车的浪给吸进去，我听到鸣笛，就惊慌失措地往旁边躲，但好像只有我这样。第一次到兰州，第二天就跑到黄河岸边，第一次看到黄河，激动得都想往里跳。第一次在教室里随意坐位置，我因为在中学时个子小，永远被安排在第一排，那时大伙都不怎么学习，全班都在瞎玩，但老师往往看到的是第一排同学，我经常被老师揪着耳朵提出教室，所以我恨透了这种安排。上本科四年一直坐最后一排，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那真是美极啦！还有太多的第一次……
刘勇强（江西大学78级｜北京大学）：看到大作和七爷回音中历数“第一次”（他居然还用了省略号），也努力回想了一下，虽然也曾第一次上大学，我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或值得一提的“第一次”。想到孙悟空初进水帘洞，吟了平生第一首诗，有两句我一向喜欢：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一个猴头，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对生活新奇感、获得感，实在愧不如猴。
陈文新（武汉大学77级|武汉大学)：当年的感觉真好。记得第一次在武汉大学校园漫步，心里感慨：这确实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几年之后，对着四季分明的珞珈山，也会忍不住调侃一句：原来这里也可以藏污纳垢。
胡鸿保（云南大学78级｜中国人民大学）：越低龄越有回味。我是上海老知青，插队落户到云南。我与你到了读博再做同学，就没那么有趣啦。
我的记忆，都剩下碎片，没有什么主题可以组织成文。倒是入学后一年吧？逢上云南兵团知青大批返城，途经昆明，印象较深。先发起上京请愿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去年逝世。现在的知青史上也记有一笔。
罗时进（江苏师院78｜苏州大学）：仕忠兄这个题目让我们这一代人想起很多。看到学生寝室那一段，有点小羡慕。七八年江苏师院似乎完全没有准备有那么多学生入学，宿舍根本无法安排。中文系七八级100人，苏州人基本走读了，其余就在教学楼（当时称文科楼）中将四楼走廊南作教室，走廊北的划出两间教室和一个大办公室作为男生宿舍（另外一些隔成小间为工农兵学员留校成家用），基本出了宿舍就进教室了。好像一年多以后才有了七八个人同寝的宿舍。所以，今天回忆起来，我们有“大宿舍舍友”和“小宿舍舍友”两种提法。“大宿舍”故事更多。高名凯的《语言学概论》，好像是南方几所学校的统一教材，实在说当时不少高校都缺少语言理论方面的师资，教学效果就那样了。当时高校师资匮乏，于今难以想象。
吴振武（吉林大学78硕｜吉林大学）：78年到东北读书，家父给了我一罐上海咖啡厂生产的生咖啡粉，其时尚未有速溶咖啡进口。我便在宿舍走廊里用煤油炉煮咖啡，结果没想到不少同学寻味前来观看，他们说过去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喝咖啡，这才第一次真的闻到咖啡的香味。没过几年，先是雀巢咖啡（速溶）大量进口，然后星巴克占领中国市场……这个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哈。
以上，为大作第一次加块砖。我从上海跑东北读大学，第一次自然很多，似乎这个第一次印象最深。那时貌似弄的满宿舍楼都弥漫着咖啡香。后来宿舍禁用煤油炉，我们又偷用“热得快”……
张丽萍（杭大历史79）：这话题让我的思绪飘回了那虽青涩却飞扬的时代。我们应该有很多相似的“第一次”，这或许是时代使然，成长环境使然。
记得那年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来时，不无遗憾地说，是杭州大学历史系，以后当老师的，读政治系做官的可能性大些。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只要有书读，管他什么专业呢，何况历史系是我的第一志愿，我高兴，我憧憬。
79年刚入学时的张丽萍。
我是恢复高考后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也是我们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生，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我是全家唯一的农业户口，这次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变成了居民户，母亲不必为了让我顶替而提前退休了，所以父母特别高兴。
1979年，我们历史系新生是10月4号到校报到的，父亲本来在杭州有一个会议，要求10月5号报到，但为了我上学方便，父亲第一次因家事向单位要求提前一天赴杭。于是，10月4号上午，我搭上了送父亲到杭开会的面包车，司机周师傅和我父亲一起把我从绍兴送到了杭大。
进入大学后，因为从小生活在农村，孤陋寡闻的我遇到的“第一次”还真不少，笑话自然也闹了不少。
第一次用普通话介绍自己。刚入学时，我们寝室有4个乡下人，都不会说普通话，记得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叫张丽萍（这句应该还行，除了张字发音没翘舌），诸(ju)暨人（人字发音也肯定没翘舌）。
第一次知道有种豆制品叫“素鸡”。开学第一周，有次进食堂买菜，看到窗口上方的小黑板上写有“素鸡”，我还以为是鸡肉，结果是两块圆圆的豆制品，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豆制品叫“素鸡”。
第一次知道“话梅糖”。印象中，我们小时候吃的颗糖都是甜的。所以刚上学那会，当一位工作过几年的室友拿出一把糖请我们吃时说，这是话梅糖，酸甜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糖叫话梅糖，味道是酸甜的。
第一次知道有种糕点叫“杀其马”。第二学期时寝室调整，住进了两位杭州同学，周末可以回家。有次周六，住学校附近的那位让回家需路过闹市区的那位回校时给她买块沙琪马。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种糕点叫“杀其马”。
大学里的“第一次”实在太多，如第一次爬玉皇山，第一次去盐官观潮，第一次去超山赏梅，第一次追星看蒋大为的演出，等等，留待日后慢慢追忆品味吧。
【回音壁之二】
赖文洪（杭大同学）：写得真好！我们都有太多的第一次。满满的记忆生命的觉力。
沈小杭（杭大同学）：说是“第一次”，其实是一个切入点，由此将“中文78”的学习生活全景式地呈现出来。情不自禁地连读了两遍，深受感动。仕忠兄专注学术，事务缠身，在百忙之中还费时写成如此美文，除了感动，还有感谢！
董春晓（杭大同学）：你的记忆力真好，感觉相当敏锐，一件件的事情，说起来也是既简洁准确又娓娓动人，不觉间就到了终篇。我想大概是淳朴的乡村与平和的家庭，给了少年的你一个纯净的心灵，从而能够灵敏地感受周围的一切，并将其中的美好采撷集中，呈现给世界。
孙敏强（杭大中文77）：又看了一遍：砌墙体妙，作怪照好。看到很多78级同学当年的照片，定格了神情风采，刹那便是永远。
洪朝辉（杭大历史78/中文78沈同学的先生｜美国普渡大学）：一个时代，一个故事。我上大学的三个第一次：
1）第一次被当猴耍，参加校运动会的5000米和10000米比赛，此后成了终身爱好；
2）第一次被当活宝玩，上台参加话剧表演和竞赛，此后成了“五四青年”的标配（谢晋先生语）；
3）第一次被人“忽悠”，倾家荡产，当众买了三块大排，至今口存余香（沈澜同学珍爱的肉圆价只是15分而已，而大排价是20分，顶格奢侈价）！
所以我的大学四年，就是在被忽悠、被活宝、被耍猴的日日夜夜中熬过来的。
傅谨（杭大系友）：我和你们年级最有缘分了，里面提到的好多人都认识。最巧的是我到杭大读研究生，恰好和你一样，和孔小炯、陈建新同室。
徐永明（杭大系友｜浙江大学）：你这篇回忆，若是大学毕业后不久写的，还可以理解。但文中那些细腻的细节描写和情感体验，是出自望七之年的记忆，实在令人吃惊，颇怀疑你大学时记了日记。
肖剑（中山大学）：看见过很多老杭大人回忆杭大的文字。可惜被行政命令强行并入浙大。杭大确实是很多人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以后有空一定多听黄老师讲讲山水之间杭大的历史。
吴振武（吉林大学）：再读，仍然精彩。看见年轻的方一新，很开心，我跟他非常哥们，跟他夫人也熟。
许同学说元旦回家，被老妈骂了一顿，这个真的非常浙江人，东北人是绝不会的。这也是我离开上海到东北后才能体会的。我是在浙人环境下长大的，父亲杭州人，母亲宁波人，保姆诸暨人。
教堂开放，当是80年，我圣诞节一个人跑去长春教堂观礼，路上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工具书，这个第一次就记录在此书扉页上。那天找出来印证下年份。
苏芃（南京师范大学）：真是各种那个时代的八卦掌故，文章后面的“回声”也那么丰富，原来方一新老师两兄弟在一个班，这也是新知。
黄仕忠：因为他们一个是从下乡的海岛考上，一个是从市内考上，名字没关联，不知道，就一起录取了。方青稚与我同年，是我室友。一新与我一起读了硕士，与云路一届，所以关系更密切一些。前些天还翻出90年代初他给我写的信，好多页，也是文物了，记录了当时我们的无奈。
张一帆（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知道俞虹老师的父亲是海洋研究所的老所长。您说的官巷口的教堂是否就是现在的思澄堂？但官巷口离鼓楼还是有不短的距离的，我不确定鼓楼那边是否有过教堂，一会儿问问我父母看。
何世剑（南昌大学）：任平老师爱人俞虹老师，后来从事影视艺术研究，或许与小时候欣赏了很多露天电影、培养了兴趣分不开。
周小兵（中山大学）：很丰富啊，回忆可贵。游行，去教堂，很有意思。我们也去游行了，但是最后好像也没去成西班牙。
程芸（武汉大学）：踢足球那一段，极生动、真切，仿佛就在眼前。
徐大军（浙江理工大学）：文中说到陈建新“散发出一种杭氧工人才有的领导阶级气度”。我就住在杭氧北边，当然杭氧早就搬迁了，知道国营大企业杭氧曾经的辉煌与风光，能领会到您这么描写的人物气度。
高子文（南京大学）：好不容易看到第一次拉手，结果拉了个男的。80年五块钱的可口可乐！！茅台才10块吧？看来可乐比茅台难得！描绘得非常形象！我第一次喝雪碧，简直惊为琼浆玉露。
彭涛（中央戏剧学院）：@黄仕忠 老杭大78级！不只是老杭大中文系的记忆，更是留给现在孩子们的珍贵史料。
罗时进（苏州大学）：同样的时间点，同样的经历，全文一口气读完，四十多年前的记忆“复活”了。十个人（以内）一个寝室，在当时条件算很好了。我们刚入校时，以教室作大宿舍，超二十人。差不多一年都是如此。
商伟（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个新文体，一呼百应。八十年代史绕不过去的文体！——没想到你还是篮球健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彻墙体会让大众接受的。配上照片比纸质版更精彩，受欢迎。
徐俊（中华书局）：记性好,文章好。我们入学四十年前后也有不少同学写了回忆，很多事情不写不看完全不知道，好像大家读的不是一个班，可见写下来多么重要。
张培忠（广东省作协）：无数个第一次，如此温馨，如此清晰；如此遥远，又如此浓重而鲜明地烙下时代的印记！
周慧（中山大学）：好长的一篇文章，加上回音壁，读了大半个小时。不过，有很多精彩的第一次，很强的时代代入感。
我第一次喝啤酒是七岁，感觉跟您一样。那天是七岁生日，觉得新奇，喝了一大口，却真的是味同潲水，难以下咽。我直到现在也不爱喝啤酒，看来是时机不对。哈哈。
林明（中山大学）：够长啊。和中大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隔壁也是海洋局，也放电影，去看过几次。我入中大的第一间宿舍也是110，东十四。描写得真细致传神。舍得花五块钱买可乐！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深夜一口气读完。内容丰富，回音壁有各种回忆与补充，真是活力十足，动感满满！
除了很多老师一致的“第一次进城”，运动是大学生活的重要一环：老师踢足球时想象头球进门的生动画面，让人忍俊不禁（期待您的拿手篮球）；张扣林老师1981年日记中国队4：2战胜沙特队后兴奋地上街的场景，前后呼应，又很映射这些年中国队令人失望的表现和当下“苏超”热火朝天的景况，太有时代感与话题性了。
此外，您和陈老师打排球的动作，马老师打乒乓球，樊老师跳交谊舞，沈老师运动会三千米夺冠，杜老师的游泳课，吴老师的踢足球，运动与大学生活相得益彰，最是朝气蓬勃的体现，活泼有趣！
赵素文（杭大系友｜中国计量大学）：看到文中老杭大周围的布局，仍然让人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我入学的时候，海洋所还在那儿的。写陈、马两位先生，下笔很有些尖新峻刻之感，太精确生动了。
让我想起，自己在杭大的第一次看通宵电影。那时班里只有8个女生，都住在同一个寝室。大家刚离了家里，都觉得自我无限膨胀，需要做些不寻常的事情。八个同学一起嘻嘻哈哈去看过一次便宜的通宵恐怖电影，就在学校院墙东北角的位置，有个简陋的影院。到了下半夜，大部分人小鸡啄米般瞌睡去了，第二天一问，没几个人是清醒看到贞子，我甚至知道自己看到贞子从录像带里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出来的，太困了，完全忘了怕。后来再看这电影，再也产生不了恐惧感了。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黄老师，我读完了，感觉好棒啊！转给了我们家那位80级杭大生——他还想宣称是浙大的，不行，得帮他找回初心！谢谢您。
邹双双（中山大学）：多数人在大学经历过很多第一次，但忘了；没忘的，也不太记得细节了。现在能想起来的我的大学第一次：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做火车，火车上发现同一个县的人语言不通，第一次冒雨打篮球，第一次翻围墙。
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这么久的事还记得如此清楚，还保留了那么多珍贵的照片，感觉是与您一起经历那些年代！
王贺（上海师范大学）：从标题开始就很有吸引力。我看到复旦大学郜元宝老师转发，并有附言：“小朋友们经常提问：真有那个传说中的80年代吗？看来还是‘80年代新一辈’写得太少了。”
冯宝善（江苏第二师范）：我是81级，我们进校时，77级还在，应该是唯一的五届同堂。您读书杭大，我读书河大（进校时是河南师大，大三恢复河南大学校名）。
很多“第一次”“惊人地相似”：第一次走出故土获嘉县城，去了新乡。第一次走出新乡去了开封。第一次在父亲护送下，坐绿皮火车去大学报到。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知名教授。第一次在大礼堂见到了外地来的专家，包括陈景润。第一次学习专业课，知道了在语文课以外，还有古代文学等等。第一次学习语言学概论，考了60多分。还有，第一次领到每月十多块钱的饭票，吃饭不掏钱。
卢瑜（粤海风杂志）：珍珠都串起来了，好题目。
刘洪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趣的校园往事，美好的青葱岁月！
高列过（杭大校友｜华南理工大学）：照片是灰白的，青春是灿烂的。
库文娟（北京友人）：入学场景选床铺看来是每个新同学都经历过的。
陈建根（中学校友）：认真读了一遍，觉得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几十年前的情景再现，同学呼应，难得。借用几句诗：
初见君时君年少
白马春风闹
……
再见君时君不识
各自天涯老
仝婉澄（广州大学）：很有时代感，让人身临其境。
吴海（中山大学）：老照片里，人人都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样子。这就是青春吧。老师的回忆录，酸甜苦辣的滋味都有，最真实，或者叫原汁原味吧。
黄丽群（丽水学院）：哈哈哈！“飞黄腾达，飞黄腾达”，火车轮子跟铁轨摩擦的声音吧？很有节奏感。看似平常的第一次，给黄老师写来却那么有趣，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张均（中山大学）：看来我们本科专业要学习自己洗照片，看着让人想起往事。
吴佳儒（中国人民大学）：文章与回音壁，读来真有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感觉。说得赤裸些，大大满足了新时代大学生对于前人“生活史”的“窥探欲”。我想无论哪个时代，高考后的“准大学生”们无不做着、规划着“大学梦”。
当然，这些有关大学生活的丰满的理想，也总会与现实有着或大或小的裂隙，很多的“第一次”就在这种裂隙中闯入了“freshman”们的生活。对我来说，大学时印象深刻的第一次其实是一种“自由感”——自己支配生活费、安排生活，更让我开眼界的是，原来学校“食堂”竟然可以有很多个，菜色竟然可以有那么多。
杜治伟（安徽大学）：能感觉到那个时代、那些生活的简单与美好。这种美好更见证了同学之间几十年情深厚谊。
许是时代的缘故，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已经是信息时代，也没有赶上电话IC卡的尾巴，缺少了那种70、80后雪夜、雨中互通电话的浪漫。那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也许就是“群居生活”和“自由活动”了。刚从县城高中的“炼狱”中解放出来，突然涌入城市，看到滚滚长江和巍巍青山，说不出的惊喜。可时间久了，又有些怀念高中起来，也许是生活的“充实”，也许是家乡的味道，总觉得信息时代常常忽视了面对面的交际，这在拓宽我们视野的同时，也因更多的“自我世界”“虚拟世界”而淡化了那种铭心之忆。
当然，进入大学人生的第一次也有很多，也正是这种种第一次搭建起大学的印象，无论是青春的苦涩还是生活的甜美，今日再回念起，都值得人深情一笑。
张紫阳（江西师范大学）：还记得十五年前我上大学时也是父亲陪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坐长途火车。从家到昆明，整整38个小时，行经皖、豫、鄂、湘、贵、滇六省，各地风景大不相同，实在长见识。感觉还没踏入大学校门就已经受了一次教育。
孔瑶（安徽师范大学）：四十多年前的细枝末节，老师记得这么清楚。《进学记》里记载了老师备考的过程，这里看到了入学后的生活。前者是背水一战，后者倒是更为轻松可爱，读起来就浮现在了眼前。
那天在老师朋友圈中看到一句话：“人生端的是个机缘，却也缘于自己的选择。”细细品味，感觉这种机缘真的很奇妙。老师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生产队小队长，又因高考恢复选择成为一名大学生，一步一步一直走到今天；我自己似乎也是在冥冥之中做出了选择，遇见了老师，结下了这段缘分。
章剑文：多么美好的回忆啊，一切都好像历历在目。您上大学还有父亲送，我是自己去武汉的，而且是98洪水之后的炙热天气，出了火车之后都透不过气来了。
卜松竹：您的个人资料整理保存得真好。认真对待生活，品味人生，才会有如此的精心吧。
陈文静：有趣的文章，满满的回忆，使学生体味到您对于那个年代浓郁的情感。突然联想到拜访您时，您讲到的人生的意义是体验过程——或许，正是老师的各种“第一次”，镌刻出属于您和那个时代的记忆。这种感受也同样构成我的“第一次”：一直以来，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有胆识的人，既有面对“第一次”未曾经历之胆量和勇气，又要有面对“第一次”未知情况之学识。
张华宇（华东师范大学）：非常有趣，非常生动。我现在当然体会不到第一次“喝啤酒”“喝可乐”的乐趣，只记得2017年当时本科报到，去苏州松鹤楼点了一壶橙汁，价值138元，虽不是一半的生活费，但也确实价格不菲（或许是经济下行的缘故，现在似乎只卖68一壶），当时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也让我养成了今后出门必看酒水单的习惯。苏大独墅湖校区旁也有一个教堂，夜晚一人走夜路，惨白色的灯光打在耶稣像的脸上，加之背后“妖风”阵阵，当时让我心里一阵发毛，只能快步跑开。
李亦辉（黑龙江大学）：特别有既视感，感觉历历在目。
彭秋溪（杭州师范大学）：历史感扑面而来。
胡盛（辽宁大学）：写人物穷形尽相，入骨三分。
郭凡（广州市社科联）：那时候其实大家生活条件都简陋，但因心中充满希望，所以会觉得生活很美好。回忆有趣，回音壁的留言也精彩，好怀念那八十年代前后的岁月！
陶恒辉（中山大学）：对于广西的普通家庭来说，读大学，特别是到外省读大学，的确产出了许多“第一次”。2017年，大学报到时父母并未陪我一起前往成都，而是把我嘱托给了我表哥。因为，当时表哥已经在成都读了两年大学，至少比我的父母更了解这座城市。当然，那时候我也知道，父母是为了省钱，才不愿和我一起去成都的。
从南宁前往成都，表哥选择了飞机。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在这时。为装作熟手，我按照网络教程，在飞机起飞和降落过程中，打开嘴作打哈欠状，以缓解耳鸣。后来我终于知道，其实无论做什么动作，都并没有缓解我耳鸣的症状。
飞机在凌晨降落到了双流机场（自从成都启用了天府机场后，很少有航班再降落到双流了）。降落过程中，播音响起了赵雷《成都》的bgm，空乘随之播报：欢迎来到天府之国——成都。《成都》这一首歌，是当时候的热曲。不曾想，第一次报到听到的歌曲，竟伴随到我到了现在。后续第一次军训，第一次学生会团建，第一次夜游，到工作，到读研，都没有离开过《成都》。《成都》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到我这里，却变了味，变成了思乡（第二故乡）之曲了。
后来，报到过程中，我第一次吃了正宗四川火锅（所谓老油火锅），第一次见识了一米鹅肠、大刀腰片、“芭比娃娃裙摆”肉片，也在吃完后顺利地和我哥哥打了好几次标枪（拉肚子）。
在西南交大的四年，我主动和被动地尝试了许多“第一次”，每每想起，依旧如在目前。不过，好像人们怀旧经历总有一个保鲜期，读大学时怀念高中，工作时怀念读大学，读研时又怀念工作。如此种种，不禁感慨又觉些许荒诞。
宋睿（中山大学）：回望藤蔓掩映的系门与泛黄的借书证，恍觉青春已成相片上的影像。最珍贵的“第一次”，是在某个瞬间突然顿悟，人生意义原来藏于求索的熹光里。每一段“第一次”，都是命运落笔的草稿，稚拙却饱含生命的原力——所有的起点终将成为灵魂的坐标，标记着我们如何鲜活地存在过。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帖子很热，七十年代末的幸运儿大学生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另一个方面，那个时代是中国充满生机，朝气蓬勃的好时代，值得开心地去回忆。
潘伟利（绍兴文理学院）：感谢黄老师给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求学故事，学生每次拜读后除了崇敬之外，都觉得自己读书太不用功。黄老师虽然是在讲述自己的往事，其实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教育我们这些弟子辈。学生以后要密切关注您的动态，虽然不能当面聆听您的教诲，也可以通过“聆听”您的文字，成为您“函授”的学生！谢谢您！
黄老师上个月的《品酒记》，学生还发送给了中国黄酒博物馆的单经理，他们很感谢您。此外，居然还有同学让学生推荐黄酒，学生也代绍兴黄酒产业感谢您！
陶冉（北京大学）：遥远的“第一次”，无法复刻的“第一次”，它们能入老师您笔下，从此又历久弥新鲜活起来！
于亭（武汉大学）：兄的阅历，学问人生两相交融，娱己益人。人生如梦，但结晶不一，兄之光华，由雅证俗，由俗证雅，弟感佩。
钟钰婷（清华大学）：对于很多“第一次”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所谓“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便是如此。
【原载《传记文学》2025年第6期鼎配配资，题为《78级的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第一次》，此为加图加文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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